空军《条令》凝心血

       空军创建初期，用以指导技术训练和技术业务工作的依据，主要以苏联空军的条令、条例和教程及大纲为准，里面有许多不适合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东西。随着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不断壮大，旧的条令不仅开始束缚人的思想，而且不断影响空军的建设和发展。这时，人民解放军空军通过抗美援朝、国土防空作战的锻炼，以及部队不断的训练实践，在各个领域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需要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使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1958年5月，毛泽东对刘亚楼说：“你一定要为我们空军搞出自己的战斗条令来。”当年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一项决议：“空军要在一两年内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

      刘亚楼是共和国将领中善于总结经验的，因此，他对于条令的编写工作非常重视。在1959年1月召开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上，刘亚楼郑重向与会的党委书记们宣布：“各军区空军机关要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进行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和彻底修改不适用、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工作。”会上刘亚楼还提出了“以我为主，参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的编写原则。同时，还让空军司令部下发了《关于编写条令条例和修改规章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把这一工作列为1959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这一年，在刘亚楼的高度重视下，空军条令编写工作取得辉煌成果：编写条令、条例、教材八十二种，规章制度十七种，共约四百五十万字。然而，刘亚楼对此不甚满意，认为“内容不够精炼，问题不够明确，且没有与外国相关东西作分析比较、综合研究，编写的质量不高。”

      为了加强对条令编写工作的领导力度，刘亚楼亲自担任了空军条令教材编写小组组长，而且还指示建立了编审小组办公会议制度。随着编写条令教材数量的增加，参加编写人员也不断充实，最多时多达1112人。

      在编写工作方针原则多次进行专门研究的基础上，1960年3月，刘亚楼将编写原则扩充为四条：一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依据，以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空军十年的经验为基础，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有关的资料进行编写。对于空军建设、作战的经验，凡比较成熟的，即加以提炼、整理，列到条令中来，对于外军的经验，经过推敲、权衡，适合我军情况给予采纳。二是体现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有的装备和作战方法，在我们的条令中要提出对付方法。写我军的武器装备，以目前使用的为主，要适当照顾今后三年内的发展。三是既要写具体要求、具体规定，更要写方针、原则、指导思想。凡是用于统一思想的东西，在条令里写全写好，战斗条令要更多地写战术思想方面的问题。四是尽量简明精炼确切，便于理解、记忆和使用。

      至1961年初，根据这一原则，为达到体现中央军委对学校和部队训练的方针，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又重新出台了五条指导原则：

      一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原则。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问题。

       二是少而精的原则。做到“多中求少、博中求精”。

       三是体现从最复杂最困难情况出发的原则。

       四是学用一致的原则。

       五是适应具体对象，深入浅出的原则。

      对于从“四条编写原则”到“五条指导原则”演变过程，中央军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空军党委对于编写训练教材和训练大纲的研究和安排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工作做得非常细，想得非常周到。三个“非常”体现了中央军委领导对刘亚楼工作的高度肯定。

       刘亚楼多次强调：“条令教材审定程序的原则是抓好两头，兼顾中间。”即一是抓每本开始时的纲目和说明，一是抓最后定稿。并作出了由集体研究完成书稿的审定工作，刘亚楼亲自主持召集编审小组会议讨论研究。仅在1961年，刘亚楼就主持了六十六次会议研究讨论编写纲目。

       在这一时期，刘亚楼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一心牵挂着条令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每次开讨论研究会之前，总是对那些条令教材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从原则、结构、意思、文字直至标点符号，一点不漏地进行审查。同时，他还极为重视征求部队、院校的意见。这些条令教材涉及的内容，有着广泛的范围，很强的专业性，刘亚楼凭着其渊博的知识，除了亲自提出一些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外，还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

       在刘亚楼的关心下，空军条令教材编写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编写出来的条令教材质量过硬，多次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